作者：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1989年起，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持久地中国报道反映并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起伏变化。因此从国际关系专业的角度来研究对华报道的变化，对于认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影响它的媒体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用统计描述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冷战后（1990年至今）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三个内容侧重不同的阶段：（一）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人权”问题；（二）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威胁论”；（三）贯穿着冷战后的全程、近几年来较突出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报道。美国媒体是在“为美国报道中国”，报道中存在着政治化和国内化的问题。本书对“妖魔化中国”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它所强调的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不利倾向应引起重视。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变化原因，离不开国际格局的转变和中美关系的互动。“冷战思维”仍存在于美国社会；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的强化、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矛盾心理、媒体的产生运作和新闻观念是造成对华负面报道、不利倾向的主要原因；作为报道对象的中国方面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通过对“李文和案”、“撞击事件”和“台湾问题”报道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对华报道的“话题设计”和对中国的“形象塑造”，旨在用媒体的新闻观和美国人的价值观确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框架”，中国经常处于被批判的位置；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不完整和负面的。话题设计经常冲击中美关系的议程，中国形象的负面塑造误导美国舆论。通过实证研究中美关系中三个事件（1995-1996年的李登辉访美及台海危机、1998年的克林顿访华、2000年的中美营救正常贸易法案）的报道，可以分别认识美国媒体对中美关系的消极、模糊或积极的影响。

美国媒体以负面为主的对华报道使美国社会舆论和政治气氛复杂化，造成了具有干扰性的决策环境，经常对中美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但美国政府也可以通过控制消息来源、测试政策的可行性，来影响或者利用媒体。美国媒体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市场化的产物，它反映的是公众通过市场放大了的情绪化的主张，而政府的决策一般是经过专门程序的理性选择。对华报道主要是反映中美关系的动荡起伏，主要还在于美政府对华政策的摇摆的美国社会对中国认识的变化。由于公众不能形成对中美关系的一致认识，舆论压力在中国问题上的抵消变化，各种媒体的存在和对不同受众的不同影像，以及要考虑现实的国际利益，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可以影响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时或一事，但不能决定整体的走向。对美国媒体的报道要以平常心看待，并通过改变自身来塑造形象。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国际的和平发展将确立中国最终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