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4 月14 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系列学术讲座“中国文化在亚洲”第一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震中教授作了题为“从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进看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稳定性和包容性”的讲座，讲座由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主持。

王震中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与民族共同体层次的跟进，随后分析了先秦时期华夏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的两个阶段。王教授认为，民族的形成应从“自在”民族算起，华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王朝。“中国”一词的概念，最早指“国之中”，后来扩展为中原，再进一步扩展为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地域。“夏”字义训中国，有了夏朝国家实体才有了华夏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使用“华夏”、“诸夏”等用语，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而且体现了当时华夏民族随着“华夷之辩”的需要和危机感所凸显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分为五帝时期万邦林立的单一制邦国、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王朝与王国、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三个阶段，相应的民族形态分别为：部族国家、华夏民族和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及其统一多民族国家。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是华夏民族的外在框架，也是维系民族一体性的重要保障。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国家结构，也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保障。

最后，王教授就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措施与中华民族的稳定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与历史上国家形态的演变道路相关。在当今国家统一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国策既符合历史传统又具有现实合理性。同时，主体民族文化应具有高度文明性和先进性，在尊重和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拥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才能促进国家层面的民族团结。王教授以全新的理论视角从中华文化自身阐述民族与国家的特征，以及其对于现代的意义，讲座生动有趣，在场师生受益匪浅。